論生態文明塑料花盆 廈門寶振科技

 內容提要：生態文明包含三個重要特征：較高的環保意識，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會制度。

    　　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堅持持續發展原則;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堅持公平原則;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堅持整體原則。

    　　新型工業化道路與生態文明是統一的，只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才能建成一個真正的生態文明社會，也只有以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為目標，我國的工業化和現樹穴蓋板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善生態環境，顯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包括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科學發展天橋綠化 觀。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建設生態文明，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又反映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對于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生態文明觀的形成與發展

  &nb立交橋綠化花盆sp; 　　文明是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水平與整體面貌。文明作為人類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樣式，往往因其核心產業的不同而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或階段。從歷史上看，人類文明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階段。目前，人類文明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的階段。如果說以工業生產為核心的文明是工業文明，那么，生態文明就是以生態產業（或產業生態化）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態。從廣義上講，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即工業文明之后的人類文明形態。從狹義上講，生態文明則是指文明的斜屋面綠化一個方面，即人類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對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生態文明，都包含著三個重要的特征：較高的環保意識，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會制度。當生態文明因子逐漸發展壯大并最終成為人類文明的主導因素時，人類文明也就實現了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過渡。

    　　文明是具體的、歷史的。生態文明是人類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理性反思的產物。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工業文明的社會危機主要表現為，巨大的貧富差距、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核戰爭的威脅、人口劇增、難民潮、傳統道德的失范及信念危機等。工業文明的生態危機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和生態失衡等。更為嚴峻的是，上述危機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現出來，而是以“問題群”的形式展現在人類的面前。在工業文明的框架內，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事實上，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費為特征的工業文明本身就是這些危機產生的根源。因此，要解決這些危機，人類就必須尋找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實現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

    　　西方的工業文明從其產生的時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為許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評的對象。盧梭曾對使工業文明過分膨脹的工具理性侵蝕人的道德理性、破壞人與自然和諧的可能性和危險性發出警告。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導致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異化作出過深刻的反思。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人們開始了有意識地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人類對生態文明的選擇，就是當代人類在探索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逐漸明確下來的。

    　　1972年，在羅馬俱樂部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中，就提出了均衡發展的概念。所謂均衡發展，一是要把人類的發展控制在地球承載能力的限度之內，二是要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實現人類的共同發展。這實際上就是可持續發展觀的雛形。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是人類建構生態文明的綱領性文件。該報告的獨特價值在于：第一，用“可持續發展”這一包容性極強的概念，總結并統一了人們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所取得的認識成果，使它們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有機整體，從而把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第二，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論述了20世紀人類面臨的三大主題（和平、發展、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把它們當作一個更大課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目標來追求，從而為人類指出了一條擺脫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徑。這是一次巨大的飛躍。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是人類建構生態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僅使可持續發展思想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最廣泛和最高級別的承諾，而且還使可持續發展思想由理論變成了各國人民的行動綱領和行動計劃，為生態文明社會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里約會議”精神的鼓舞下，我國也相繼通過了一系列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文件，如《中國21世紀議程》（1994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2000年）、《可持續發展科技綱要》（2000年）等。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莊重地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九五”和2010年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明確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多次強調，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

    　　胡錦濤同志最近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十六大報告把建設生態良好的文明社會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目標之一，這既是對我們多年來卡墻板花盆在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總結，也是對人類在20世紀末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認識成果（即把和平、發展和保護環境整合并統一到建設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目標上來）的繼承和發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把我們對生態文明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必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堅持的原則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文明的基礎,文明的轉型首先是人對自然的認識、理解和態度發生重要變革的結果。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正是基于自然觀的轉變而發生的。要自覺地推動生態文明社會的建設,就必須揚棄工業文明的自然觀。

    　　工業文明的自然觀是機械論的,它把自然理解為一部鐘表似的機器,認為這部機器的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是機械的;而對這部機器的總體認識是可以通過對它的各個部分的認識來實現的。關于自然的這樣一種機械模型為人們認識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一個世界觀基礎,但這種以 機械 力學為基礎的自然觀的缺陷是非常明顯的。對自然的內在復雜性的低估和對人類認識和控制能力的高估,使得工業文明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過程,變成了對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壞和掠奪過程,變成了對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家園的毀滅過程。在機械論的自然觀看來,自然不是人類的家園,它與人類沒有任何精神意義上的聯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有通過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確認自己的存在。這種二元論割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聯系,導致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隔離。機械論的自然觀和價值論為工業文明時代廣為流行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奠定了哲學基礎。人類中心主義雖然看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區別,高揚了人類的主體地位,卻忽視了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否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錯誤地認為,人的主體性的表現方式就是征服和控制自然。

    　　與工業文明的自然觀不同,生態文明的自然觀是有機論的。它把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自然界理解為一個整體,認為自然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是有機的、內在的、動態發展的,人對自然的認識過程只能是一個逐步接近真理的過程。所以,在生態文明時代,人類在自然面前將保持一種理智的謙卑態度。人們不再尋求對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圖與自然和諧相處。科學技術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維護人與自然和諧的助手。人與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同一個巨大的存在之鏈上的環節。因此,人類應珍惜并努力維護生物的多樣性和價值的多樣性。在生態文明時代,人們將超越工業文明時代那種認為保護環境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膚淺的觀點,自覺地從“民胞物予”的理念出發,把維護地球的生態平衡視為實現人的價值和主體性的重要方式。生態文明將從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確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重新樹立人的“物種”形象,把關心其他物種的命運視為人的一項道德使命,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視為人的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種新的存在方式。

    　　如果說“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是生態文明的基本理念,那么,持續發展原則、公平原則和整體原則就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